69.治国不易
遥远的城外不知多远的地方，铜钟的声音绕过不知多少宫阙，在古老的城市上空回荡，门外的内侍轻手轻脚的换了班，生怕惊扰到宫殿内睡觉的贵人。
宫里的贵人，就是我。
这些天一直在海上奔波，到了摩里亚，又要组织人手制造火药罐，最关键的火药比例调配因为要密不外宣，所以全都由我来混合半成品。这不仅要心细，还是力气活，几天干下来累得够呛。
当我嗅到空气中的檀香，我就知道，繁重的生产工序和科林斯防务暂时离我而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赛里斯帝国更加繁重的政务。
奏疏，御前会议，平衡后宫妃子的关系，查看新军训练进度，整顿内廷账目，无穷无尽的杂务，几乎永远都无法解脱。
如果我花上数年时间，了解了各个机构的中层和下层是如何运作的，熟悉帝国各个省份的风土和食货，那我还能对官僚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，让它不至于散架，而是能自行运作。
但我迄今为止只勉强摸清了六个主要政府部门的上层架构，对于具体事务的理解还朦朦胧胧，许多事务依然要依靠内阁和司礼监的协助，而且还要盯着他们，免得这些文官和宦官给我埋坑。
有些事情是瞒不过我的，比如说海运的成本不可能有户部上报的那么高，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的税率也不可能有言官们那么重，但对于湖广、贵州的米价、布价，我就不甚了解了，也不清楚当地的水利设施、道路设施、人口分布和物资出产，只能尽可能寻找往年的数据和派遣华服近卫军去探查。
帝国的政府机构急需要改革，法律也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家形式，我应当像君士坦丁大帝、查士丁尼大帝一样，为赛里斯帝国制定全新的，适应国情的新法典，并且培训专门的法官、律师和公证人。
要治理一个大国，皇帝事事亲为是取死之道，正确的做法是设立正规合理的行政流程，设立合理且被广泛遵守的法律。
什么？要我来彻底修订赛里斯法律？
那我需要五年时间立项熟悉国情，五年时间考证各地实际状况，再花十年时间编写法律，最后再用十年来做最后的修改，等我老死前大概能完成。查士丁尼大帝登上帝位就开始修订法律，一直到他驾崩，还在陆陆续续删改条例，这个国家的国情远比查士丁尼手中的帝国要来得复杂，即便手上拥有一个完整的官僚机构，以及现成的成体系法律作为参考，三十年时间也是最起码的。
所以在这套法律实施之前，我只能用肉体凡胎，去直面官僚机构，靠皇帝的威严和权力，与各个利益团体结盟或战斗。
现在帝国面临着灾难，三场同时进行的灾难，任何一场处置不当，都有可能让赛里斯帝国衰退，甚至被其他家族的权贵夺取皇位。
父亲教育我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都是辩证统一的，比如我的二哥安德洛尼卡时常生病，需要长期卧床休养就是个例子。尽管这是一件坏事，但也不全是坏事，至少在其他孩子被迫学习艰深枯燥的拉丁语修辞时，安德洛尼卡可以躺在床上听奶妈讲故事。
为什么百病缠身的不是我呢？
带上帝冠自然极尽尊贵，可是面对的局面又是那样绝望。
为什么，百病缠身的不是我呢？
帝国的第一场灾难，是饥荒，尽管有着完善的赈灾体系，帝国贫穷的内陆省份还是面临着窘境，从而导致税源枯竭，时局动荡，农民起义镇压不绝，朝廷被迫支出大笔资金来维持稳定。
第二场灾难，则是外敌，建州控制的人口、土地都不过是一省之地，但硬是把赛里斯帝国的大军打回了关内，时时前来扣关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而第三场灾难，是我一手造成的贵族叛乱。
前两场暂时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靠系紧腰带，增加军费和赈灾款项来维持局面。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，事实上我看了每年的财政报告，因为竭泽而渔的增税以及局势的恶化，每年的财政赤字越来越高。
至于第三场灾难，实际上是我用来解决前两场灾难的机会。
大猪蹄子，你的国家快完蛋了，学着点。
我把笔记摊开在一边，开始批阅奏疏，同时用左手提笔写着治国的心得笔记。
这狗皇帝虽然脑子不好使，身体却是天赋异禀，居然生来就是双利手，可以左右手同时写字，倒是便利。
“首先，我假定你看了上个月的备忘录，知道为什么关宁军的五百万两军费到底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朝廷对关宁的指挥，只能到蓟辽总督，关宁巡抚这一层，再往下的各个总兵，全都是世袭的当地武官，换言之，就是军事贵族。
他们拥有世袭的土地，世袭的统兵额度，以及世袭的官职和俸禄，朝廷每年也要发放一大笔银子给他们。也即是说，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屯田的产出，以及朝廷的军费，而固定则是手下兵员的粮饷津贴。
根据几个文官与我闲聊时的说法，赛里斯帝国的官员工资很低，被外放各省做知县的官员有四个皂隶，朝廷代发工资，大约每年二十两。一些清贫的官员会选择辞退这四个皂隶中的部分或是全部，这笔朝廷代发的工食银就成为了官员的收入。
如果只是辞退了打杂的仆役，倒也没什么，官员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家奴或是雇佣帮工来干杂活，但武将要是也这么玩，打仗的时候也去请一帮农民来充数？
四个皂吏只有八十两，或许一些家境殷实的官员不会放在眼里，但各个总兵每年能分到的白银和粮食数以万计，能抵抗住这样的诱惑，要么家里有钱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，要么心性和平行堪比历史上的先贤——这样的人中龙凤你为啥想不开去考武举呢？
所以我引爆了西南的一个毒瘤，不仅是为了提前整治沐王府这个帝国边陲之地的隐患，也不是因为我贪图黔国公搜刮了两百多年积累的财富，还是为了向这帮关宁前线的勋贵施压。
在两个月前，我借着张凤翼被人弹劾，告老还乡的契机，从关宁防线撤下了八千人，并借故减少了关宁军二十万的军费。但这八千人至今都没撤下来，张凤翼游说了许久，写了好几份奏疏诉苦，我又派了兵部尚书王洽亲自去山海关督促撤军，以示重视。
结果关宁直接兵变给我看，看来某些人对于皇帝直接插手他们的铁杆庄稼非常不满，直截了当的告诉朝廷，发给关宁的银子一分都别想少。
想要钱？你有本事直接叛逃去黄太吉那里，找天聪汗要军费！
朝廷发的银子，哪怕只有一半实实在在发下去了，底下的士兵会造反？
但宁远上报到北京的公文只说，这是外省客军士兵串联的兵变，只为讨薪，不是谋逆。
呵呵。
反正宁远到北京六七百里地，还不是你们这些将门说什么就是什么？
士兵闹饷兵变，朝廷碍于舆论，碍于情面，兵部和户部的几位大佬迫于形式，只得把我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二十万两再给回去。
这不是二十万两的事情！而是宁远将门尝到了甜头，往后定然得寸进尺，日益骄横！
所以我的做法很简单，你们造反，朝廷就要给你们银子对吧？
那现在云南也造反了，不好意思，朝廷的钱要先拿去云南平叛，这二十万两实在是给不出，你们自己想想办法解决吧。
毕竟宁远只是兵变，并不是造反，对不对？
想要二十万两，也可以啊，你们也造反嘛，你看底下会有多少把总、游击会因为每年少分几两银子就跟着你造反。
一两个军镇造反，成不了气候，很快就会被其他军镇处理，毕竟叛军也是军功，还比女真人好打。
至于关宁成片造反，那我就断了关宁的粮，再调京营和宣大军牵制住，加上女真人的进攻，用不了就会弹尽粮绝。
毕竟关宁苦寒之地，还需要朝廷养着，那些将门再蠢，也该有点大局观吧，赛里斯帝国完蛋了，他们能有什么好下场？
当然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见小利忘命，做大事惜身的呆物，还是得找个人过去统筹大局。蓟辽总督张凤翼任内出了兵变，肯定得撤职查办，兵部尚书也难逃其咎，这两个职位都要有人顶上啊。
可是蓟辽这块，实在是没什么好人选，想了一圈，我终于想到了袁崇焕。
其实我对他印象深刻，倒不是因为他的政绩、军功或是见识。
袁崇焕是广东人。
袁崇焕的厨子也是广东人。
袁崇焕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皇帝爱吃佛跳墙，进贡了一道原汁原味的佛跳墙。
他是赛里斯的大忠臣，那谁，再给我盛一碗。
反正蓟辽总督说重要也重要，说不重要也不重要，暂时这个职位只要能守住关宁防线，并且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的省钱，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要不，我再听听他的报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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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里的贵人，就是我。
这些天一直在海上奔波，到了摩里亚，又要组织人手制造火药罐，最关键的火药比例调配因为要密不外宣，所以全都由我来混合半成品。这不仅要心细，还是力气活，几天干下来累得够呛。
当我嗅到空气中的檀香，我就知道，繁重的生产工序和科林斯防务暂时离我而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赛里斯帝国更加繁重的政务。
奏疏，御前会议，平衡后宫妃子的关系，查看新军训练进度，整顿内廷账目，无穷无尽的杂务，几乎永远都无法解脱。
如果我花上数年时间，了解了各个机构的中层和下层是如何运作的，熟悉帝国各个省份的风土和食货，那我还能对官僚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，让它不至于散架，而是能自行运作。
但我迄今为止只勉强摸清了六个主要政府部门的上层架构，对于具体事务的理解还朦朦胧胧，许多事务依然要依靠内阁和司礼监的协助，而且还要盯着他们，免得这些文官和宦官给我埋坑。
有些事情是瞒不过我的，比如说海运的成本不可能有户部上报的那么高，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的税率也不可能有言官们那么重，但对于湖广、贵州的米价、布价，我就不甚了解了，也不清楚当地的水利设施、道路设施、人口分布和物资出产，只能尽可能寻找往年的数据和派遣华服近卫军去探查。
帝国的政府机构急需要改革，法律也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家形式，我应当像君士坦丁大帝、查士丁尼大帝一样，为赛里斯帝国制定全新的，适应国情的新法典，并且培训专门的法官、律师和公证人。
要治理一个大国，皇帝事事亲为是取死之道，正确的做法是设立正规合理的行政流程，设立合理且被广泛遵守的法律。
什么？要我来彻底修订赛里斯法律？
那我需要五年时间立项熟悉国情，五年时间考证各地实际状况，再花十年时间编写法律，最后再用十年来做最后的修改，等我老死前大概能完成。查士丁尼大帝登上帝位就开始修订法律，一直到他驾崩，还在陆陆续续删改条例，这个国家的国情远比查士丁尼手中的帝国要来得复杂，即便手上拥有一个完整的官僚机构，以及现成的成体系法律作为参考，三十年时间也是最起码的。
所以在这套法律实施之前，我只能用肉体凡胎，去直面官僚机构，靠皇帝的威严和权力，与各个利益团体结盟或战斗。
现在帝国面临着灾难，三场同时进行的灾难，任何一场处置不当，都有可能让赛里斯帝国衰退，甚至被其他家族的权贵夺取皇位。
父亲教育我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都是辩证统一的，比如我的二哥安德洛尼卡时常生病，需要长期卧床休养就是个例子。尽管这是一件坏事，但也不全是坏事，至少在其他孩子被迫学习艰深枯燥的拉丁语修辞时，安德洛尼卡可以躺在床上听奶妈讲故事。
为什么百病缠身的不是我呢？
带上帝冠自然极尽尊贵，可是面对的局面又是那样绝望。
为什么，百病缠身的不是我呢？
帝国的第一场灾难，是饥荒，尽管有着完善的赈灾体系，帝国贫穷的内陆省份还是面临着窘境，从而导致税源枯竭，时局动荡，农民起义镇压不绝，朝廷被迫支出大笔资金来维持稳定。
第二场灾难，则是外敌，建州控制的人口、土地都不过是一省之地，但硬是把赛里斯帝国的大军打回了关内，时时前来扣关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而第三场灾难，是我一手造成的贵族叛乱。
前两场暂时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靠系紧腰带，增加军费和赈灾款项来维持局面。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，事实上我看了每年的财政报告，因为竭泽而渔的增税以及局势的恶化，每年的财政赤字越来越高。
至于第三场灾难，实际上是我用来解决前两场灾难的机会。
大猪蹄子，你的国家快完蛋了，学着点。
我把笔记摊开在一边，开始批阅奏疏，同时用左手提笔写着治国的心得笔记。
这狗皇帝虽然脑子不好使，身体却是天赋异禀，居然生来就是双利手，可以左右手同时写字，倒是便利。
“首先，我假定你看了上个月的备忘录，知道为什么关宁军的五百万两军费到底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朝廷对关宁的指挥，只能到蓟辽总督，关宁巡抚这一层，再往下的各个总兵，全都是世袭的当地武官，换言之，就是军事贵族。
他们拥有世袭的土地，世袭的统兵额度，以及世袭的官职和俸禄，朝廷每年也要发放一大笔银子给他们。也即是说，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屯田的产出，以及朝廷的军费，而固定则是手下兵员的粮饷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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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只是辞退了打杂的仆役，倒也没什么，官员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家奴或是雇佣帮工来干杂活，但武将要是也这么玩，打仗的时候也去请一帮农民来充数？
四个皂吏只有八十两，或许一些家境殷实的官员不会放在眼里，但各个总兵每年能分到的白银和粮食数以万计，能抵抗住这样的诱惑，要么家里有钱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，要么心性和平行堪比历史上的先贤——这样的人中龙凤你为啥想不开去考武举呢？
所以我引爆了西南的一个毒瘤，不仅是为了提前整治沐王府这个帝国边陲之地的隐患，也不是因为我贪图黔国公搜刮了两百多年积累的财富，还是为了向这帮关宁前线的勋贵施压。
在两个月前，我借着张凤翼被人弹劾，告老还乡的契机，从关宁防线撤下了八千人，并借故减少了关宁军二十万的军费。但这八千人至今都没撤下来，张凤翼游说了许久，写了好几份奏疏诉苦，我又派了兵部尚书王洽亲自去山海关督促撤军，以示重视。
结果关宁直接兵变给我看，看来某些人对于皇帝直接插手他们的铁杆庄稼非常不满，直截了当的告诉朝廷，发给关宁的银子一分都别想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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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兵闹饷兵变，朝廷碍于舆论，碍于情面，兵部和户部的几位大佬迫于形式，只得把我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二十万两再给回去。
这不是二十万两的事情！而是宁远将门尝到了甜头，往后定然得寸进尺，日益骄横！
所以我的做法很简单，你们造反，朝廷就要给你们银子对吧？
那现在云南也造反了，不好意思，朝廷的钱要先拿去云南平叛，这二十万两实在是给不出，你们自己想想办法解决吧。
毕竟宁远只是兵变，并不是造反，对不对？
想要二十万两，也可以啊，你们也造反嘛，你看底下会有多少把总、游击会因为每年少分几两银子就跟着你造反。
一两个军镇造反，成不了气候，很快就会被其他军镇处理，毕竟叛军也是军功，还比女真人好打。
至于关宁成片造反，那我就断了关宁的粮，再调京营和宣大军牵制住，加上女真人的进攻，用不了就会弹尽粮绝。
毕竟关宁苦寒之地，还需要朝廷养着，那些将门再蠢，也该有点大局观吧，赛里斯帝国完蛋了，他们能有什么好下场？
当然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见小利忘命，做大事惜身的呆物，还是得找个人过去统筹大局。蓟辽总督张凤翼任内出了兵变，肯定得撤职查办，兵部尚书也难逃其咎，这两个职位都要有人顶上啊。
可是蓟辽这块，实在是没什么好人选，想了一圈，我终于想到了袁崇焕。
其实我对他印象深刻，倒不是因为他的政绩、军功或是见识。
袁崇焕是广东人。
袁崇焕的厨子也是广东人。
袁崇焕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皇帝爱吃佛跳墙，进贡了一道原汁原味的佛跳墙。
他是赛里斯的大忠臣，那谁，再给我盛一碗。
反正蓟辽总督说重要也重要，说不重要也不重要，暂时这个职位只要能守住关宁防线，并且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的省钱，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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